引言
跨文化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文化环境可能塑造大脑的认知加工方式和神经活动模式 。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发现东亚文化（如中国）倾向于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关注背景和关系，而西方文化倾向于分析思维（analytical thinking），关注独立的焦点对象 。这种思维风格差异是否反映在大脑神经回路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语言类型（如表意汉字 vs 表音字母）和情绪表达规范的差异也可能在大脑活动中体现出来。本文综述近年的跨文化对比研究，重点关注中国人与白人西方人在整体-分析认知、语言处理、情绪调节和审美体验等方面的脑功能差异。我们将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如fMRI、EEG/ERP）、发现的显著性差异和趋势，并讨论这些差异的群体分布特点以及研究中对文化、教育背景等混杂因素的控制。
感知与注意：整体 vs 分析思维的神经差异
跨文化fMRI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表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视觉加工和注意分配上存在神经活动差异：
• 对象 vs 背景加工：Gutchess等人采用fMRI比较中国人与美国被试对图片中前景对象和背景场景的处理 。结果发现，美国被试在加工前景物体时激活更广泛的大脑区域，包括中颞回（语义检索）、右上颞/顶缘回（空间信息编码）和顶上小叶（对象位置记忆）等，这些激活显著强于中国被试 。而对于背景场景的处理，中美两组的大脑激活差异很少且仅边缘显著 。这表明虽然行为上东方人更关注背景，但在神经层面主要差异表现为西方人对焦点对象投入了额外的加工资源 。
• 绝对 vs 相对判断：在一个经典的视觉注意任务中，要求被试忽略或考虑上下文进行长度判断。Hedden等人的fMRI研究发现，西方被试在执行“相对长度”（依赖背景）的判断时，大脑前额叶和顶叶注意控制网络激活更强；而东亚被试在执行“绝对长度”（忽略背景）的判断时这些控制区更为活跃 。也就是说，各组在执行非习惯性（文化上不擅长）的任务时需要招募更多的高级注意控制资源 。并且，在每组内部，脑激活强度差异与个体的文化认同程度密切相关——被试自我报告的独立/互依价值观越倾向于独立（西方式），在相对判断任务中的额外脑激活越小 。这一结果说明文化背景和个体认同度会调制简单认知任务所需的脑网络参与程度。
• 语义情境整合（N400研究）：ERP证据也支持东亚人更注重整体情境。Goto等人的研究比较了美籍亚裔和欧裔美国大学生在背景-前景语义匹配任务中的脑电N400成分 。当前景物体与背景场景语义不匹配时，亚裔被试表现出更大的N400负波（较匹配情境有显著电位负偏），而欧裔被试对不匹配情境的N400幅度变化较小 。此外，N400的大小与被试的自我建构倾向相关：独立自我取向越强（更偏西方风格），N400差异越小 。这表明亚裔（东方文化）被试比西方被试更深入地语义整合背景与前景信息，其大脑更敏感于检测情境不一致。
以上感知与注意领域的发现一致表明：西方被试倾向于对焦点对象进行更深入/专注的加工，而东亚（中国）被试倾向于同时整合背景与关系，在要求违背各自习惯的注意模式时，大脑需要动员更多控制资源 。这些结果支持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的文化差异，并体现在具体的神经激活模式上。
语言加工的脑功能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语言系统会招募不同的大脑阅读通路 。中西方被试在语言加工上的神经差异主要源于汉语和英语等语言的书写体系和语音特点不同：
• 阅读汉字 vs 英文单词：研究表明，汉语阅读依赖与语义相关的脑区，而英语阅读更依赖语音转换通路。例如，Tan等人的fMRI研究发现：中文母语者阅读汉字时，大脑下顶叶（顶下小叶）背侧区域活动明显，而英文母语者阅读英文单词时，主要左上颞回（语言听觉关联区）更活跃 。一项综述也指出，汉字阅读引发左侧中额回和右侧梭状回更强的激活，而英文阅读更依赖左后颞叶（包括颞上沟） 。这种模式反映出：汉字是表意文字，需要将文字视觉形式直接映射到语义，因此招募更多视觉-语义通路（额顶网络和右半球视觉区）；而英文是表音文字，需要将字母串映射到语音，因此更多依赖听觉语言区域 。
• 正字法差异的影响：Siok等人进一步支持上述观点，指出流利阅读英文需要将字形转化为语音，而阅读中文需要将字形直接联结到意义 。这种书写系统的正字法差异导致不同神经结构在阅读中扮演关键角色 。例如，左中额回被认为是汉字特有的重要阅读区，在英文阅读者中并不起主要作用 。总的来说，语言本身的结构差异可以解释中西方阅读脑网络的大部分不同 。这些差异并非先天生理上的不同，而是大脑对不同语言环境的可塑性适应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更自然的语言情境下，这些差异可能减弱。一项采用自然故事阅读范式的fMRI研究发现，中英阅读者在自然阅读时的大脑激活差异比在词汇判断等任务中要小 。这提示我们：任务需求也会影响观察到的跨语言脑差异。尽管如此，大量证据支持中文和英文读写训练使大脑形成了略有差异的阅读回路，汉语阅读更多涉及双侧视觉和语义区，而英语偏重左侧语音区 。
自我参照与社会认知差异
文化还影响自我与他人信息处理的神经机制。东方文化更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融洽（互依的自我），西方文化则强调独立自主的自我观 。这种自我构念差异在脑成像研究中得到验证：
• 自我与母亲的表征：著名的朱绍玉等人研究比较了中国和西方被试在评价“自我”和“母亲”时的大脑激活 。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在思考自己时，腹内侧前额皮质（vMPFC）都明显激活，这被认为是自我参照加工的普遍神经基础。然而，当思考自己母亲时，只有中国被试的vMPFC仍表现出显著激活，而西方被试则没有这种反应 。换言之，中国人将亲密他人（母亲）纳入自我概念，其大脑对“母亲”的反应类似于对自己的反应；而西方人将自我与他人截然分离，对母亲的神经反应显著低于对自我的反应 。这一结果与文化心理学理论完全一致：东方文化的自我是关系型自我，包含重要他人，而西方文化的自我是独立型自我 。
• 他人观点推理与社会认知：在涉及社交认知（如推测他人想法、社会归因）的任务中也观察到文化差异。元分析显示，东亚文化的被试在社会认知相关的脑区（如背内侧前额叶dMPFC、顶颞联合区TPJ、上颞沟STS）激活更强，这些区域与“理解他人心理”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西方被试在涉及自我反思的腹内侧前额叶（vMPFC）以及与情绪共情、自身情绪反应相关的前扣带和岛叶等区域激活更强 。简而言之，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大脑更偏重于他人/情境导向的处理（更强的“心理理论”网络激活），而西方文化的大脑更偏重自我相关的信息处理和直接的情绪体验反应 。这种前-后脑区激活侧重的差异，反映出东方被试更关注社会情境和他人，西方被试更关注自身内部状态 。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并非静态地决定自我处理方式。通过文化启动实验可以改变这种脑激活模式：例如，Ng等研究通过短暂激活被试的独立或互依自我概念，发现即使是中国被试，接受“独立自我”（西方式）启动后，大脑对自我相关刺激的反应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Sui和Han的研究也发现，在中国被试中启动西方独立自我后，观看自己面孔时右侧额叶激活增强，更类似于典型西方模式 。这些证据表明，自我相关的脑活动差异确实源于文化塑造，而非不可改变的生物差异 。
情绪加工与调节差异
情绪的产生和调控也深受文化规范影响。西方文化鼓励高唤醒、外显的情绪表达，东亚文化则偏好低唤醒、内敛的情绪以维护和谐 。在神经层面，研究者开始发现情绪加工的文化调制效应：
• 情绪面孔的内群体优势：Chiao等人的fMRI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研究在日本和美国分别扫描本土被试，对比他们看见本文化 vs 他文化人面孔表情时杏仁核的反应 。结果非常清晰：无论日本被试还是美国被试，当看到自己文化群体的恐惧面孔时，双侧杏仁核反应都显著强于看到对方文化的恐惧面孔 。这一发现说明，即使是快速、自动的情绪反应机制（杏仁核对恐惧信号的“预警”功能），也会受到文化经验的调节，呈现出对本群体情绪信号的敏感化 。研究者称之为情绪处理的“文化调谐”效应，这是非常“自动化”的神经反应层面的差异 。
• 情境线索在恐惧处理中的作用：情绪加工不仅涉及对表情的反应，不同文化还可能在处理情绪情境信息上有所侧重。一项利用EEG和因果网络分析的研究比较了中国大陆与美国被试在观看社交场景中的恐怖图像时大脑有效连接的差异 。结果显示，只有中国被试表现出一种较早发生的脑区因果交互，特别是顶叶的缘上回（SMG）在约200毫秒时就作为信息源驱动其他区域 。SMG与社交线索处理有关，该结果意味着中国被试更早、更强地优先利用场景中的社会背景线索来理解恐怖情境 。相比之下，美国被试在相同时间窗口并未表现出这种社交线索驱动的连接模式 。这与东方文化更强调情境和关系相符，说明文化背景会影响情绪加工时大脑整合背景信息的方式 。
• 情绪调节与理想情感：由于文化对情绪表达和体验有不同期望，这可能反映在情绪调控相关的脑区偏好上。元分析结果提示，东亚被试在需要情绪控制/抑制时，大脑额叶调节区活动相对更强，而西方被试在情绪任务中边缘系统（如前扣带皮层dACC、岛叶）反应更显著 。研究者将其解释为：东亚文化侧重维持低唤醒、中性情绪（如温和地表达情绪），因此更频繁地动员额叶执行控制以调节情绪；而西方文化侧重直接体验和表达高唤醒情绪，因此情绪产生系统更为活跃 。例如，与自我相关的负性情绪调节相比，东亚人可能更多地依赖前额皮质来抑制情绪反应，而西方人可能更加直接激活情绪反应相关区域来体验情绪。不过，需要更多直接的实验比较两文化在采用认知重评、情绪抑制等调节策略时的脑机制差异。目前已有的文化神经科学证据总体支持情绪的产生与调控过程受文化规范影响，在脑活动上体现为调控和反应通路权重的不同 。
审美体验的神经差异
审美偏好也存在跨文化差异，人们对来自本文化的艺术形式往往有“偏爱”。近期跨文化脑成像研究证实了审美体验的文化调制：
• 中西绘画审美偏好：Bao等人让中国和欧洲被试在fMRI扫描中观看中国传统山水画和西方传统风景画，记录他们的大脑反应和审美评价 。结果发现，两组被试都对源自本文化的绘画表现出更强的脑激活 。具体而言：欧洲被试在欣赏西方画作时，大脑视觉皮层、感觉运动相关区、后扣带皮层（PCC）和海马体等区域活动更强，相对于看东方画作 。中国被试则在欣赏中国画作时，大脑内侧/下侧枕皮层以及顶上小叶等与空间视觉处理相关的区域活动更强，相对于看西方画 。这种神经偏好与行为结果一致：被试总体上给本文化的艺术品打分更高（比如西方被试评价西方画作愉悦度更高） 。尽管中国被试在主观评分上对中西画作喜好差异不如西方被试明显，但其大脑对本族艺术的反应仍然更大 。这表明文化背景塑造了审美体验的大脑表征：熟悉的、本文化的艺术能够引发更丰富或强烈的神经反应，例如西方人观看熟悉风景画可能调动记忆相关的海马回路和感知融合通路，而中国人观看水墨山水可能调动更强的视觉-空间处理网络来欣赏画面意境 。
• 审美加工的文化特异性：上述研究还通过控制刺激（例如使用倒置或打乱的图像）验证了差异来源于高层次文化内容而非低层视觉特征 。当呈现倒置的绘画时，中西方被试的差异消失了 。因此可以推断，大脑审美反应的文化差异主要来自于对作品内容和风格的高层认知加工（如熟悉的构图方式、文化意涵等），而不是简单的视觉性质差异。这些发现整体支持文化在审美认知中的作用，说明审美评价并非完全普世，而是部分建立在观察者的文化经验基础上，在大脑中产生对应的偏好性激活模式 。
群体差异的分布趋势与控制变量
上述研究揭示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平均而言在脑功能上的差异趋势，但也强调这些差异是相对的、分布上的，而非绝对割裂。研究者通过多种方法验证文化因素而非其他变量（如种族或教育水平）导致了观察到的脑差异：
• 群体差异是平均效应，个体有重叠：几乎所有研究都指出，文化差异体现在统计平均上的显著效应，但群体之间存在大量重叠。以Hedden等人为例，虽然中美两组在执行不同判断时脑激活模式有分化，但两组内部的个体差异也很大，并非每个西方人都“一模一样”地比每个东方人更侧重分析思维 。因此，这些差异更准确地被描述为**“文化倾向”：中国/东方被试更可能呈现某种激活模式，但个体水平可能因人格和经历不同而变化**。研究常常通过量表测量个体的文化取向（如独立-互依自我构念）来解释组内差异， 表明文化取向高的人无论身处哪组，其脑反应模式都更接近该文化典型。这支持了文化效应在群体中呈连续分布而非二元划分。
• 控制人口学和教育背景：为确保差异来源于文化而非其他因素，实验一般严格匹配被试的基本背景。例如，很多研究招募大学生作为被试，以控制教育程度。同时控制年龄范围、性别比例等。上述Bao等人的审美研究还显式检验了性别在结果中的作用，发现性别并不能解释观察到的文化差异 。另一项结构MRI研究比较了台湾人与西方人脑灰质体积差异，所有被试均为健康年轻人，并使用相同标准化程序采集数据，以减少人口学变异的影响 。这些策略保证了组间差异主要反映文化背景，而非受教育程度或年龄性别等混杂因素。
• 测量并校正文化背景变量：有些研究直接测量被试的文化背景特征，以确认组间差异符合预期。例如，结构MRI比较中西方灰质的研究中，每名被试都填写了独立/互依自我量表（Singelis量表），结果验证台湾组在互依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西方组，西方组在独立维度上更高 。同时，大脑体积差异的方向也与这种文化取向一致：西方被试额顶网络灰质体积更大（与分析性、独立性加工相关），而东方被试颞枕区域灰质更大（与感知上下文、视觉处理相关） 。这提示社会文化经验可能影响脑结构发育，尽管基因因素也可能有所贡献 。通过量化文化取向，研究者可以在统计中控制这一变量，增强对文化因果作用的信心。
• 文化启动和双文化被试：为了进一步证明差异来自文化而非遗传，“文化启动”（priming）和双文化被试成为有力手段。Ng等和崔兆霞（Joan Chiao）等采用在双文化背景的个体中启动某种文化思维的范式，发现大脑激活模式可以相应改变 。例如，让同时具备东方和西方背景的被试看一段强调独立/自主的短片，其随后自我相关脑活动就更类似美国产生的数据；相反，启动集体主义思维则使之更接近东方被试模式 。这种可逆性强烈暗示了文化在塑造脑活动中的因果作用，而非先天地理人种差异。由于启动实验将遗传、语言等因素固定于同一批体内被试，结果差异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文化框架的临时转换 。
• 任务与刺激控制：许多跨文化研究也细致地控制实验材料，以排除非文化因素。例如，在语言研究中，使用母语刺激并避免直接比较不同语言材料（而是在各自语言内比较脑区侧重），以确保差异并非由于理解难度不等。在审美研究中，通过加入倒置/打乱图像条件，确认了文化差异出现在正常审美语境下，而非感知低级特征上的差异 。这些设计上的控制使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将观察到的脑活动差异归因于文化认知风格的不同。
综上，跨文化神经科学研究在强调发现差异的同时，也谨慎地检验这些差异的来源和适用范围。大多数证据支持文化经历在群体层面塑造了认知加工的偏好，从而影响神经活动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文化对大脑的影响是通过塑造神经可塑性的方式实现的，具有动态性和适应性。个体可以因教育、环境改变其认知风格，相应的脑活动模式也可调整 。因此，理解这些群体差异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化如何“植入”大脑，但不应将其视作生物决定论的刻板结论。
结论
综合当前采用fMRI、EEG/ERP等方法的跨文化研究，可以明确地说：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某些认知任务上的大脑活动存在统计学上的群体差异。这些差异与长期形成的认知风格和文化习惯密切相关，例如东方文化倾向的整体思维反映在更多的背景语义整合和社交脑网络激活，而西方分析思维表现在更强的焦点对象处理和自我相关区域激活 。同样，汉语和英语等语言系统的差别塑造了部分不同的阅读神经通路 ；情绪表达和调节的文化规范也导致了情绪反应和控制网络权重的差异 ；审美偏好的文化效应使大脑更敏感于本文化的艺术刺激 。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发现反映的是群体平均趋势而非绝对法则。文化对大脑的影响是一种概率性倾向，背后机制涉及大量复杂因素，包括社会化经验、语言习得方式甚至潜在的基因-文化共演化等 。研究者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和变量控制，大体支持了文化（而非种族生物差异）是造成这些神经活动模式差异的主因 。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例如探讨不同文化情境下静息态脑网络的差异，或文化如何影响脑发育的敏感期等。这些工作不仅拓展我们对大脑可塑性的认识，也有助于在教育、跨文化交流等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彼此：文化既根植于大脑，又可以通过大脑不断学习新的文化模式 。总之，跨文化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文化背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连接”大脑回路，与认知风格相互作用，但人类大脑的基本结构与功能仍具普遍性，文化差异是在此基础上的细微调节和优化 。
参考文献：
1. Gutchess, A. et al. (2006). 文化差异与视觉加工的fMRI研究
2. Hedden, T. et al. (2008). 注意控制的神经基础之文化影响
3. Goto, S. et al. (2010). 文化差异与N400：背景与前景语义处理
4. Tan, L. H. et al. (2005). 中文与英文阅读的脑成像比较
5. Siok, W. et al. (2004). 正字法差异对阅读脑机制的影响
6. Zhu, Y. et al. (2007). 文化对自我表征的影响之神经基础
7. Ng, S. et al. (2010). 文化启动对自我相关脑活动的作用
8. Chiao, J. et al. (2008). 恐惧表情的杏仁核反应之文化特异性
9. Hess, U. et al. (2009). 跨文化情绪识别与加工的神经机制
10. Bao, Y. et al. (2019). 跨文化审美体验的fMRI研究
11. Han, S. & Ma, Y. (2014). 人脑活动的文化差异：35项研究的Meta分析
12. （更多文献请参考原始论文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