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家庭成员担任党政军干部、公共事业或部分企业管理职务的家庭中，往往流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模式：以羞辱他人取悦自己、从中获得快感。这种人际互动方式常在家庭氛围中被子女无意识习得，并在其后续成长中，借助较优越的教育资源与智力优势，悄然完成代际延续。
相比之下，商人及其后代较少采用这种羞辱模式。由于常年处于“有求于人”的位置（尤其面对政策与审批资源），他们更倾向于主动放低姿态，展现世故与圆融。而在必要时，他们若要清除竞争对手，也通常会选择在台面下以隐蔽、策略性的方式进行，而非通过公开羞辱。
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亦不倾向于在公共场合直接羞辱他人。学术机构的运行逻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其评价标准来自同行评议与学生反馈。声誉对他们而言，往往比工资更重要。一旦在公众面前羞辱他人，其代价可能是职业生涯的不可逆转损伤。
法官与医生对他人施加语言或身体暴力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存在。
而在普通单位的业务员、个体工商户、出租车司机等群体中，若发生公开羞辱行为，则多出于自身经济压力下的自卑、对个人命运与家庭生活的愤懑，以及对无力处境的情绪性反应。
其中值得特别警惕的是，第一类与部分第三类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往往来自社会公共系统的授权。当个体借助公共权力对他人实施羞辱、冷暴力乃至心理操控时，这种行为已不只是品格问题，更指向一种反社会人格特征。
如果你察觉到一个人具有令人不安的施暴倾向，尤其在言语、态度或行为上反复释放压迫感与控制欲，请不要寄希望于“用爱感化”对方。你不可能赢得与一个有反社会人格倾向者的斗争。保持距离、及时退出，是对自己的保护与清醒。对于这类人而言，在极端情况下，精神病院或矫治机构才是社会系统可能承担其行为后果的最终场所。
当然，社会角色本身并不能完全定义一个人。现实中的身份往往是复合的。例如，军队中的文职参谋虽隶属体制，但其本质也属于知识分子，性格可能较为理性与温和；而医院中的主任级医生，既是专业技术人员，又肩负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职责，同时具有学术权威身份，常常在多重压力下表现出较强的控制欲或戾气。
在个体的行为表现中，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种心理动力结构：
当一个人只对自己而不对他人施加精神或躯体暴力，他可能是内心善良、却长期处于抑郁、自责与情绪内耗中； 当一个人既对自己又对他人施加暴力，他可能曾深切地爱着某个人，而对方却从未给予回应；也可能是他本身对“爱”的感觉极度匮乏，或者早年内化了父母之间长期的冲突与敌意，形成了将爱与伤害捆绑的心理模式； 而当一个人只对别人施加暴力且乐在其中，那么他极有可能具备高度危险性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结构不应被道德化解释或情感化容忍，而应被纳入专业的矫治与隔离机制之中。